首先，印度不是中国，而且短期内也不可能成为下一个中国。之所以有这么多航运人士希望印度能成为下一个中国，原因十分明显：人口与 GDP 增长、工业发展和现代化是航运需求的三大支柱。
即使把这种分析的经济问题暂放一边，这种对比还是存在结构性错误。现代化主张在印度已盛行数十年，在此期间，中国通过其政治体制实现了现代化。
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那么你可能会觉得混乱的民主胜过一党执政，但这意味着虽然历届领导人大谈变革，但印度的基础设施(交通和港口、司法和金融)已经衰朽。然而，正如最近的 IHS 研讨会所论及的，依然存在变革机会，该机会体现在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总理身上，他充满活力，并将这种活力上升到了国家高度，是一位成功的国家领导人。
莫迪已结束第一任期，能否连任还未可知。人们普遍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成功连任，并实现他的部分理念，但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单独完成这项任务。为了支持他的理念，他恳请散居海外的印度人民返归故里，并在祖国寻求新的机遇。
这一主张也有其现实原因。印度的商业环境不仅导致本国船东将业务转移至海外，而且对于外资公司也十分缺乏吸引力。在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即使能够利用政治意愿，也不一定能筹措到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
对于印度海事协会主席菲利普·德科斯塔 (Phillip D’Costa) 而言，与其说莫迪政府所受的限制来自印度人民的厚望，倒不如说是由于政府无法控制议会上下两院。即使如此，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
“虽然有所延迟，但并未陷入僵局。目前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例如合并交通部与航运部，宗旨是改进铁路、公路、水路和沿海物流环节。”
然而，他承认航运业的发展多年来都受到了限制性税收制度的限制。“政府需要做好工业减负的准备，以此提高本国工业的全球竞争力。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调整税收。莫迪政府已恳请散居海外的印度人民“回到祖国印度”，但除非出现切实变化并重点关注该领域，否则他们不会回国。”
部分印度企业更倾向于在英国(而非祖国)投资以赚取边际收益，这一点足以表明当前的挑战。鼓励投资航运业(尤其是港口)以提高运能，这将意味着向国外投资商与国内运营商同时敞开大门，但他们谨慎的投资意向与迷宫般晦涩难行的印度法律制度有着直接联系。
Norton Rose Fulbright 合伙人菲利普·罗奇(Philip Roche) 指出，印度法院共有三百万起未决案件，他表示这种情况“真的很糟”。几乎没有机会成功完成船舶抵押执法等简单任务，建议绝对不要在印度提起诉讼——即使胜诉，也得不偿失。
“在英国可能耗费一年半时间的案件在印度可能会耗费 10 年，要执行国外仲裁判决也同样困难;商业经不起这样的拖延。”他表示，腐败是一个因素，但不一定是法院本身的腐败;政府也会变更规则以适应自身需求，有时甚至不进反退。
“需要在外商直接投资之前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规则于外商不利且法院不给予移民自由，外商不会进行投资。”
仲裁程序已有变更，试图以 12 个月的新时限加速仲裁流程。罗奇欢迎这种改变，但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大多数仲裁程序耗时更久——如果仲裁失败，案件会被退回法院。
对德科斯塔而言，“印度的仲裁制度已经失效，仅可被视为临时仲裁程序”。新制度通过司法系统形成冲击，以至于当法院以创下记录的时间做出仲裁判定后，人们的反应是立即提起上诉，但以败诉告终。他表示：“这令人感到震惊，但同时给了人们莫大的希望，表明观念和行为都可能发生改变。”
当然，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船员需求量很高，但他们通常会在上岸之后离开航运业。印度想利用他们的经验构建真正的海事产业集群，但预计数量为 6.5 亿的 30 岁以下人群是否将航运业视为其职业出路呢?
德科斯塔表示：“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就会发现科技业是人们的第一选择，也可能是金融业或房地产业，但我不确定航运业能排到前五位。”“只有当你抓住真正的重点时，才会激发想象力并产生兴趣。”
政府的目标是在海事领域创造 1000 万个岗位，并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够填补这些岗位缺口。但他表示，虽然印度有很多大学毕业生，但也需要私营部门参与培养行业所需的受过职业培训的海事专业人员。
德科斯塔补充说，政府正在鼓励沿海枢纽的发展，旨在为海员提供上岸机会，使他们能够发挥自身技能，帮助推动本土海事行业的发展。其中一项标杆项目是坎德拉“智能港口城市”项目，该项目蓝图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应用新技术。
“这并不表示沿海地区同步发展，而是表明希望以最有效的发展方式融贯交通，并构建将配套行业连接起来的供应链。”
可见正在发生积极变化，最近，在国家支持的印度海事峰会上，共签订了 140 多份倡议书，强大的外资企业也出席了该峰会。“打破官僚作风，欢迎各方投资”是当下的热门说法，但实际上，印度需要耗费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真正发挥其海事潜能。
还有一点也十分明确，那就是将印度与中国进行对比，不但有失偏颇，而且不够准确。虽然印度面临的基础设施挑战同时也代表着发展机遇，但中央规划者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可谓前路坎坷。但或许民主制度能够提供更加可持续的长期解决方案?
中国和印度作为当今推动全球增长的最重要经济体，市场评论员通常将这两个超级新兴市场进行比较。近来，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双双大败其他金砖国家，“金砖国家”即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新兴市场组成。然而，印度与中国的经济之间存在重大差异。
中国的经济增长处于较成熟的水平，其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人口结构和资本生产率方面。中国经济正忙于应对其经济再均衡、解决工业产能过剩问题，以及降低企业杠杆和整体债务，而印度在经济发展方面则远远落后于中国，将受益于经济增长中的“奋起直追”。鉴于这种差异，相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更看好印度的经济增长前景。
从人均GDP和城市化等发展指标来看，印度远远落后于中国。这意味着其经济将受益于“极易实现的”政策措施的实现。此外，印度可受益于结构性增长动力;未来十年内，印度15至64岁的劳动力预计将增加1.10亿人以上。而抚养比率下降则是该国劳动人口不断壮大的另一个指标。该比率越低，经济体拥有的劳动力就越多，在就业市场职位充足的情况下，这通常会支持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印度的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预计到2020年将为经济贡献17,417亿美元，从而创造一个更多以消费拉动的经济体。
在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教育程度和城市化的支持下，印度在其他方面也存在进一步经济增长的空间。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以及农村部门的商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最终的基建)，均有可能为未来几年的日益城市化奠定基础。虽然主要大城市中心的职位增长放缓，但其周边却增长约12%，然而，至少世界银行表示可以加大力度进入南亚未被充分开发的城市，而南亚的人口预计未来15年内将增加约2.5亿人。
我们认为印度以内需拉动的经济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该国的优势，这意味着农村不断提高的商业化和基建发展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印度的农村经济是政府经济手段的核心，而且是2016至2017年联邦预算案中的重点之一。虽然农村经济也有可能仍是投资者关注的重点，但请注意，农村经济很容易受到非经济影响的伤害，例如不均衡的季风降雨。
上述因素加上印度极低的家庭债务，而且我们认为通胀的可能性降低，因此，我们相信印度有利的人口结构能够在无需承担经济过热风险的前提下维持快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印度2016年和201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达到7.5%，分别高于其对中国同期6.3%和6%的预测。
